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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余庆:我手写我心的史学大家

发布时间:2019-12-15 13:24    浏览次数 :

内容摘要:罗荣渠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。让我转述一段发生在罗荣渠和田余庆之间的故事。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,在当时的历史系中,乃是旁出一枝,离开了传统,人们私下议论起来,视其为“海派”、说他“赶时髦”的不少。上个世纪50年代,先有周一良先生开创亚洲史的一片天地,继有杨人楩先生开创非洲史的一片天地,接着又有罗荣渠开创了拉美史的一片天地。科班出身、又在史学讲坛耕耘多年的罗荣渠,转身去搞现代化,实在是一个跨行跨界的异常之举。荒芜三十年之后,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罗荣渠提出现代化研究之际,北大的社会学系方才恢复重建。罗荣渠的青春岁月,是在坎坷之中度过的。(本文为《罗荣渠纪念文集》序言。

12月25日凌晨6时09分,我国史学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。着名魏晋南北朝历史学家、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田余庆先生因病在北京离世,享年90岁。得知此消息后,很多学者和历史学爱好者纷纷在网络上留言哀悼,更有人直接来到北大历史系所在地北大人文学苑驻足,以表达他们的悼念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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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:

缝隙中坚守学术正道

罗荣渠与学生们在一起

作者简介:

田余庆生于1924年,他的青年时代在乱世中度过,求学经历也颇为坎坷。他先后于湘雅医学院、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肄业,后于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。对此,先生生前表示:“我青少年的时候,颠沛流离,未能获得稳定的求知环境。平凡的家庭未曾给我书卷习气的熏陶。读书求知的机会是靠自我奋斗,在缝隙中获得的。读书欲望虽然强烈,却不存在学术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。后来几经折腾,试过几个学科专业,终于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,我充满欢心和干劲,也由于缺乏坚固的学识基础而战战兢兢。”

1995年5月,罗荣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主题报告。

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,在当时的历史系中,乃是旁出一枝,离开了传统,人们私下议论起来,视其为“海派”、说他“赶时髦”的不少。君不见,自打此后,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、由史入论、注重理论创新的治学之道渐成气候,进而稳定下来。  罗荣渠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。他的音容渐渐模糊,另有一些东西却慢慢沉淀下来,随着时光的推移,菁存芜去,轮廓愈见分明。时空的距离有助我们去观察、认识人和事。今天想来,也许这些沉淀下来的东西,更能显示罗荣渠的本真。大家聚会来追念他,我觉得,最可珍视的,是他为北大历史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既往的治史之路;而言及于此,又不能不去追寻当年他那股治学勇气和创新精神。  让我转述一段发生在罗荣渠和田余庆之间的故事。  晚岁的田余庆与林被甸比邻而居,他们常相过从闲聊。这则故事,是田先生亲口对林所讲,而且先后谈过两次;近年,林被甸又向我重复转述过三次。  1988年10月,有一个理论讨论会,由中宣部、中央党校、社科院联合主办。会上颁给史学界两个大奖,乃从此前十年间(1978—1988)全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之中筛选而来。罗荣渠的论文《一元多线历史观》,是为得奖作品之一。这在当时的史学界中颇有震动,对北大历史系来说,也是一件殊荣。颁给罗荣渠的奖牌送到历史系,时任系主任的田余庆,手捧奖牌,登上四楼,亲自送到罗舍。熟悉田余庆的人都知道,在他心目之中,这类事情大抵属于俗务,平日他本不屑一为,这回何以要爬上四楼、亲自呈送在罗荣渠的面前呢?——果然,其中有戏。  他们互道问候之后,田开言对罗说道:此番获奖,诚然可喜可贺,同时我有一言相奉:事情不妨可以到此为止了,见好就收。以我兄的才力,多做一点学问上的研究,日后当大有为。  田的一番话,听起来有点不近情理,像是在吊喜贺丧,其实不然。在田说来,这是肺腑之言,而且,也只有他们两位之间才可以这样过话。为什么呢?一要从两人的关系说起。田、罗二人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史学系同窗同年,原有一层少年情谊。北京解放前夕,田参加学运,一次情况紧急,他躲进罗荣渠的房间,才得以逃过搜捕。后来他们同在历史系执教,各忙自己的事,交往虽然不密,情谊深埋心中。但对罗近年所走的路,见仁见智,田早有看法,骨鲠在喉,不吐不义。再者,这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。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,在当时的历史系中,乃是旁出一枝,离开了传统,人们私下议论起来,视其为“海派”、说他“赶时髦”的不少。作为老同学,田不去直言一回,还指望谁去说这种不中听的话呢?!眼前是个进言的机会,错过这个村,就怕没这个店了。第三,田了解罗的功底,只要他肯回头,传统的治学之路,对他来说驾轻就熟,可以计日程功。1963年,罗的《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》、1983年的《扶桑国猜想与美洲发现问题》先后发表,两篇文章颠覆了一说:中国人发现美洲。“中国人发现美洲”,原是一个由洋人提出、而后受到多位中国学界大佬认同称赞、更为坊间多年所乐道、还牵扯上民族情感的一个敏感话题,不想在罗的严整论证面前,瞬间化为泡影。时任考古所所长、主持《考古》杂志的夏鼐先生读到《扶桑国猜想与美洲发现问题》,先后曾有七信致罗,称道罗的文章“所言极是”、“立论严谨正确”。夏鼐当时正在编排次年出版的《考古》国庆专号,表示愿意重刊此文,“借重大作,以光篇幅”;同时指出罗文白璧微瑕,盼罗有所润补,以求尽美。罗的修订稿于是再次刊登于《考古》1984年国庆专号。罗关于美洲发现的观点,从此遂为学界公认而不疑。夏鼐的严谨是出了名的,他对罗文欣赏如此,罗的功底,由此可见。还有,罗初到北大的时候,一度有意跟随向达先生去专攻中西交通史,这也是他自己掂量过后的一种考虑,他有语言和考据方面的功夫,自认中西两面可以兼顾。在历史系罗的同辈人中,能够贯通中西、或者有心去贯通中西的人,其时已经寥寥。一句话,田、罗二人,走过的是一样的路,才气相若,抱负相同,在田看来,你何必弃史就论,去钻那个窄胡同呢!——田向罗所进一言,不过数语,笔者在这里却啰嗦半天。时隔三十年了,不揣愚陋,对田的话我大胆地做出如上一番解读,就正于知情故旧。  田的话可谓单刀直入,罗的回应如何呢?罗的回答,简单到不能再简。他说:“曾经沧海难为水!”  田、罗二人的一番对话,大抵如上,时在公元1988年10月某日,地点是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中关园46楼407室罗宅。我觉得,这段对话或许值得记入北大历史系的系史之中。君不见,自打此后,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、由史入论、注重理论创新的治学之道渐成气候,进而稳定下来。北大历史系的研究路数,呈现出史和由史入论两条并行、并进的路子。罗是另一条路数的开创人。  在我们历史系,传统的治学之路行之有年,深而且厚,但是没有保守的习气。上个世纪50年代,先有周一良先生开创亚洲史的一片天地,继有杨人楩先生开创非洲史的一片天地,接着又有罗荣渠开创了拉美史的一片天地。他们创新,凭的都是传统的功底。传统与创新,其实环环相扣。没有功底,何谈创新?不过,这三者说起来还都在史学范畴之内。而今由史入论,去做理论上的创新,要的不仅是功底,恐怕更需要学术上的胆识和勇气!行年六十,罗荣渠还有这股闯劲,今天想来,也不免让人感叹!  科班出身、又在史学讲坛耕耘多年的罗荣渠,转身去搞现代化,实在是一个跨行跨界的异常之举。史学本来是一种阐释、研究既往的学问,现在他竟加以延伸、要去观测未来;我们多年奉为圭臬、极尽精微的“五个W”[WHO(何人)、WHEN(何时)、WHERE(何地)、WHAT(何事)、HOW(如何),或再加一个WHY(何故)。所谓掌握了五个W,就掌握了历史。见《周一良全集》第7卷17页],他竟弃之不用,一下子扩展到洪荒宇宙、古今上下任由翱翔,这个跳跃实在不小。拿在京剧舞台上,不就是让老旦去反串小生一样吗,甚至是让梅兰芳去唱摇滚差可相比。如果是写上一、二篇小文章,凑个热闹,也还罢了,罗要的是挂牌卖票的正场演出。这个时候,在历史系里,有人撇嘴、有人说“赶时髦”,讥评自然难免。说起来,在中国,历史学这个行当与“现代化”本不搭界,而与“现代化”学科相近、可以搭界的乃是社会学和经济学;那么,这两家的动静又是如何呢?此时此刻,他们两家寂静得连一点声息都没有。  社会学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学科的一次大调整中,被视为细碎杂拼之学,不能自成体系,从学科目录之中被一笔勾销,干脆连根拔除了。大学之内,再无此一门,社会学系的教师、学生星散在各相近学科的屋檐之下安身。荒芜三十年之后,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罗荣渠提出现代化研究之际,北大的社会学系方才恢复重建。费孝通的弟子袁方,是拟聘的系主任,还没有到校;副系主任、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受命筹划一切。学生宿舍26楼一层挤出两个房间,给他们做了办公室。彼时,遗留“工事”依旧装点校园,遗痕未消,潘乃穆从房中扫出了与窗齐平的灰土,才得进入。50多岁的人了,她登上三轮板车,借来几张旧桌、几把旧椅。桌椅放稳,询问报名的学生已经上门。这是社会学。那么经济学呢?经济学界这个时候正陷于“市场欤?计划乎?”的争论之中,谁有心思来打理这个边缘上的“现代化”?这个时  候多亏有个罗荣渠,斜刺里杀将出来,填补了这片空白。  填补空白,这只是一层,罗得奖文章的自身分量,才是要害。就像前面说的颠覆了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的文章一样,他的这篇《一元多线历史观》,原是一篇史学论文,见诸刊物之后,其影响却跨出界外。社科界中慧眼有识之士看了,如沐春风,醍醐灌顶,精神为之一振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 “文革”一场,伤害太深了,各行各业,都需要拨乱反正,理论研究也在其中。中国的社会科学,积攒到当时,已经僵化成一团,照猫画虎、抄来搬去,什么是学者个人的见解、研究,早已不知其为何物。而时代却在呼唤“四个现代化”,抢回失去的十年,桎梏自封的研究状态亟需打破。在这种大背景下,罗的文章拿出来,题目切时,言之成理,说的都是自己的话,加之论述缜密,愤启悱发,自然具有振聋发聩之效。评委会相当严肃、谨慎,史学只颁两个奖,罗文中选其一,也是他们慧眼独具。其实,在罗荣渠本人,中奖之事,事先他没有想到,事后也没多在意。他想的只是把文章写好,他对田余庆先生说的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,无需饶舌,当然与得奖之事了无关连。  罗荣渠的青春岁月,是在坎坷之中度过的。1956年,罗调入北大历史系。当个教师,这是他的职业向往。最初几年,他讲授世界通史中的近现代部分。他的课有深度,也生动。听了他的现代部分,有人反映说,帝国主义哪里是“纸老虎”,倒像一只“活老虎”。类似的事情有过几件之后,他在同仁之中渐渐被视为“异类”。“文革”到来,他更被打入“牛棚”。我真不知道罗荣渠靠了怎样的隐忍、怎样的信念,才度过了那一关。  我们看到,“改革开放”之后,罗荣渠简直像换了一个人。他以井喷式的热情开新课、带研究生,思如潮涌,论文连篇。他的学术视野开阔,又注重实际,几近耳顺之年,研究重心逐渐集约收拢,终而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主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,并以此作为依据,展开了他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和论述。这里着墨虽然不少,其实还是铺垫。让他用心用力的,乃是那番对中国现代化的论述。他的看法,绵延至于,近三十年了,一潭深水,依然涟漪微波。认同、讨论者众多,视其为“异说”、以旧思维组织人马准备批判者,间亦有之。近日,他的《现代化新论》有第八次印刷的合约签成。试问,一部今人、今时撰就的学术性理论著作,在当今的图书市场之上,能够再印、三印的,笔者孤陋,未得与闻,遑论八刷!罗荣渠的有生之年,风尘伴他一路;而他留下的一枝巨笔,卅年犹健,足可以告慰他这位史学研究新途的开创者于地下!

田余庆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,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从事教学。曾与金毓黻合编《太平天国史料》,并参加编辑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”。1952年院系调整后,调入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,从此开始逾一甲子年的古代史研究,主要成就是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。

1945年,罗荣渠以高中二年级同等学力资格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。1946年摄于昆明。

  (本文为《罗荣渠纪念文集》序言。作者为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、教授)

然而,适逢“文革”,那个年代的教师,尤其是中青年,多数人都只能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飘移,难得有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,但田余庆却仍能在缝隙中找到为学术而坚守的出路,他在政治运动之余,把教学当作一小块“自留地”,愿尽心尽力耕作,一来为学生,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。也因为如此,他常被批评脱离政治,让他长期感到压抑。

1947年7月,罗荣渠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,获文学学士学位。

云顶娱乐娱乐游戏网站,正是这种在逆境中的坚守,让他磨炼出一套自己的治学方法。老年以后他反思当年,得出的结论是:“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,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,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。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。自己落笔为文,白纸黑字,要永远对之负责,不能只顾眼前。如果以务实求真为目标,真正做到以我手写我心,错了改正,这样的学术工作才能心安理得,才是为学正道。”

罗荣渠书法

对此,他的学生对他充满景仰。“田先生不仅是我的学术导师,也是我的精神导师,是他带领我走进史学研究的大门。”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步克教授充满感激地说,“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深深影响了我们,而他对学术的严格要求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”

罗荣渠先生一贯重视史学的社会意义,认为“通”比“专”更有价值,因而不愿为自己专长的美洲史、中美关系史所拘,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世界历史重大理论课题的综合研究上,计划在一定时期以后,再把研究所获用于探索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。

不做无独立见解之作

今年8月29日是先师罗荣渠教授90周年冥寿。先生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入读西南联大历史社会系,在新中国建立的凯歌声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,怀抱满腔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走上工作岗位,却不料半生坎坷。然而,先生仍负重前行,矢志不移于其道,学术上成就斐然,自成一家。1996年,先生因积劳成疾,突发心肌梗塞辞世,享年69岁。

田余庆一生潜心于史学研究,其论着虽不“等身”,但是每本都堪称经典力作,绝不是应景之作。正如他在《九十自述话治学》一文中写的那样:“我秉持的理念,是求实创新。华而不实之作,无独立见解之作,无思想内容之作,趋俗猎奇之作,我都不去考虑。”

69岁的年龄,在古人是年近古稀,在今天则还是盛年。从罗先生留下的著作,特别是他最后十年近于火山喷发的大量著述可以看到,先生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、完整,且独树一帜。如果再给他哪怕只是十年的学术生命,以他的勤奋和写作速度,别说每月一文,就是双月一文、每季一文,其成就也可以跟更老一辈的文史大师比肩了。先生的突然去世,何止是史学界的巨大损失!聊可告慰的是,他的一系列不恤成说或发凡起例之作,如关于拉丁美洲史、关于美洲发现、关于中美人民友好交往、关于殖民主义史研究、关于对二次大战的再认识,他研究世界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,特别是他一再阐发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,已经普惠学林,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。他在多年以前发出的“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”,如黄钟大吕,至今鸣响在人们耳畔。

1989年,田余庆的代表作《东晋门阀政治》一经问世,便获得学界的高度评价,他也被称为陈寅恪之后的中古史大家。《东晋门阀政治》,虽不曾洛阳纸贵,但也多次再版,近年来在史学圈内的评价持续走高,尤其在海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,被称为“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书”。该书以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问题为中心研究对象,认为中古的门阀政治,只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,之后又会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。“田先生对‘变态’和‘回归’的论述,有力地推进了我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研究,是我国制度史研究的创新。”阎步克说道。

20多年过去了,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。先生的著作更是长置学生案头。同时也有两个疑问常常萦绕心头,挥之不去。

田余庆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,写作文章不能求数量,贵在精,青年学者要提高自己的学术境界。《东晋门阀政治》正是他“十年磨一剑”的成果,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,经过精雕细琢的分析,逐字逐句的修改,直到80年代末才完成了这部学术佳作。

其一,上世纪2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学人,为什么没有像更早一代那样,形成众星灿烂彪炳史册的学术群体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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